王绍光、马骏："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第四，自力执行力原则。所谓最高机关，是拥有最高决定权的机关。
不过，国民在行使最高决定权的时候，是国家意思的唯一的最高决定者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行政主体每种公法学说甚至每个公法命题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国家观，即法学国家观。但他一直未能与官方处好关系，这与其思想有关。这与耶利内克一再信手拈来地引用其思想的国民主权或人民主权论者，如卢梭、西耶斯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降格。正如细胞不是人本身一样。
推动全体国家成员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发展是国家权力的前提。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自然法理论到社会契约论，再到历史法学派，拉班德驰骋思绪、旁征博引，最后得出结论：国家是文化的产物，所以国家的存在几乎不需要正当化，因为文化不需要逻辑上的、伦理上的正当化。因为，没有财产权为依托的生存权是空洞的权利，没有财产权的其他任何权利都是空虚和漂浮不定的。
[12]梁慧星，宪法修正案对征收和征用的规定——解读修改后的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EB／OL]，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2008-08-01。宪政就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认识，通过法律化的政治程序，来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这其中是有制度流变的原因的，在起草1982年的宪法 时，我们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对许多新观念和事物尚处于观望阶段，而且计划经济的强大余力的影响依然存在，对私有财产仅局限于所有权和继承权性质的保护，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
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是全人类共同的最高价值，也是宪法与宪政最核心的内涵。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的平衡器。
为什么要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呢?亚里斯多德从人性恶的角度分析了权力制约必要性。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2004年宪法修正案在序言中增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人宪法，这表达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良宪治国的坚定决心，是对宪法者，公民权利之保障书也这一法治普遍真理的回归，是对国家权力行使目的性的鲜明认知。八二宪法的修正在较大程度上回应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权利结构的转型对中国宪法理念不断完善变化的客观要求，实现了我国宪法理念由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利益绝对至上的权力理念以及狭隘的公民权利理念向符合现代宪政精神的宪法理念转变。
什么是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在法治主义看来，宪法与法律对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蕴涵着人类的价值与尊严，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和维护，而不是漠视与剥夺。早在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中即开宗明义地写道：国会两院依法集会于西敏来宫，为确保英国人民传统之权利与自由而制定本法律。
[6]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可以设想，在一个公共利益没有保障的社会，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无异于天方夜谭。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明确宣布：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所谓以人为本首先就要落实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让群众看病有医保、退休有养老、生活有保障，并根据财力，逐步加大社保力度。这本身一方面说明了人权问题的确关系重大，已经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的观念之中。宪法是人民的圣典，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次宪法修正所透视出的宪政理念的变化。至1999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树立宪政国家权力观的重要里程碑，它表达了任何权力来源和行使都应是在法律的规定之下的法治理念。[3]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2)。可见，经历了十年的文革浩劫之后，我们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私产对于人民维持其独立人格的基础作用，开始划定公权力的运行边界。
宪法作为人权的保障书，既是对已有人权的确认，也是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保障，近现代人权事业的任何进步都会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和反映，而宪法的进步又推动着人权事业的发展。这一规定具有重要意义，在进一步追求和促进效率的前提下，更广泛而充分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宪法最为根本的作用是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将政府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达到对人民权利、自由的保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治的制度设计确立了以法律至上为价值准则，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限权为防止权力滥用的手段。
应有人权构成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和源泉。在宪法高度上肯定人权的正当性，无疑是对国际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一个回应。
宪法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治国之法。八二宪法是新中国历部宪法中最好的一部，它施行至今已经进行了四次修改，即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修改，共产生31条修正案。在人权的保障体系中，宪法保障是首要的、也是最富有成效的。[10][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孙立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法治是政治摆脱兽性的惟一可行的途径。每当宪法要修改时都要氤氲一层神圣而美丽的光环，这不仅是因为媒体的聚焦会使修宪议题演变为公共议题。
二、建设法治国家的宪法理念 文明的政治要求摆脱个人的主观任性，政治文明的运作方式必然是法治。通常说，宪法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
扩大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范围，用财产权取代原来的所有权，也是回应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他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人类倘若由他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其内在的恶性。
从行宪的角度看，宪法的适用和遵守，可以带来宪法诸价值的现实化，而人权则是诸价值的落脚点和归宿。奉行人治与实行法治是专制独裁与民主政治的分水岭。而纸上的宪法向现实宪法转换的中介，就是宪法的运行(包括行宪、护宪和修宪等)。八二宪法第二十三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它还特别强调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其次，人权是宪法运行的灵魂。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这次修宪加强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产权代替原来的所有权，进一步扩充和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内涵和外延。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机关、政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对公民的侵权行为，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保证人权主体的损害得到救济和补偿。一般讲，治国的方略无非有两种，即人治与法治。
